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，公共性在中国城市文化形成的过程中，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。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蒯大申提供了这样的案例：中国的园林历史悠久，但是直到1868年，中国近代第一个“公共园林”——黄浦公园才在上海建成。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也是近代“西学东渐”的产物。诸如公共性、公共精神、公共空间等本应形成公共关怀的核心价值基础的资源，到今天都依然稀缺。今天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公共性是繁荣中华文化与激活中国文化原创力的前提。

　　进一步的问题则是，公共性缺乏的国度，靠谁来推动公共精神？政府到底该担当怎样的角色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吴予敏认为，当一个社会已经构建了市场经济的秩序后，政府就不宜直接承担建设的任务，而要为社会发展制定蓝图，努力保障市民平等、广泛地享有社会文化资源。高明的政府，需要有眼光去发现民间文化的特点，给其留出自由发展的空间，让散落在各处的文化种子都有竞争和成长的机会。

　　相比上海、深圳两地政府对于公共文化建设上的绝对主导地位，香港、台湾的民间力量处于公共领域中的主体地位。他们今天思考更多的则是，如何进一步在官民之间架设起沟通的管道？政府对文化的关注，始终应着眼民生福祉与未来长远。这既需要勇气，也需要眼光。

　　眼下对上海城市文化塑造的一个绝佳机会，就是还有960余天即将开幕的上海世博会。比起早先各界纷纷看好世博会的经济效益，城市文化的呼声今天更加急迫。缺乏文化的城市，绝不会有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光明前途。世博会将是上海建设文化大都市、培育与释放城市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历史契机。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刘细良通过全球城市竞争的比较，描绘了世博会对于塑造和传播中华文明与智慧的可能途径。然而，他更加忧虑的却是，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中，全球城市会否在文化上不可避免地面临同质化？国际化大都市究竟为谁而建？如何协调与平衡好全球文化与公共文化、本土市民的关系？如何切实保护本土文脉与公共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、保持本地文化的独特个性？对此，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尹昌龙说，我们每一个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背后，正是在变化与崛起中的中国。中国要借力世博会，以文化为导向，向世界讲述一个充满国家关怀的“城市故事”。我们要向世界说明，中国在经济社会走向繁荣的同时，拥有深厚而优秀的文化底蕴与涵养，是一个负责的、愿意承担更大责任的国家。台北县文化局局长朱惠良建言，上海可以将文化都市建设涵融在世博搭台、城市营销的整个过程中，将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世博城市展示结合起来，在保护与发展好城市珍贵记忆的同时，探索未来城市美好生活方式，培育与深化上海独特的城市性格与公共文化特色，增强城市形象的识别度与认同度。

　　作为携带公共精神的细胞，社区被普遍公认为城市文化形成中的最活跃因素。虽然历史和时代的变迁造就了城市间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，在发展水平上也呈现出较大差距，但是香港和台湾在社区管理与自治、文化和公益塑造上积累的经验，为内地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与启示。在香港、台湾，社区发展已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动力引擎、最具有民间活力的城市公共文化新舞台。香港、台湾代表提出的“重新发现家园”、“经营大台湾要从小社区做起”等颇具人文关怀与文化视野的理念与价值诉求，发人深思。“服务、参与、分享”是当地社区建设赢得居民相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关键所在。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杨剑龙十分推崇“想居民之所想，应居民之所需，展居民之所长”的社区工作理念，认为如果内地社区管理工作者能真正将这些理念融入日常工作，把各项政策、规划、工作都落实到位，用文化的力量来“浇灌”社区生活，那么，从量变到质变，社区会成为居民共同的美好“家园”。只有居民的社区意识得到了提升，公民社会的基础才能搭建起来。